“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”特稿

　　“文革”結束，鄧小平同志一復出就自告奮勇管科教工作。他以馬克思主義者的非凡膽略和科學態(tài)度，把推翻“兩個估計”、充分肯定新中國成立17年的教育工作、肯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，作為撥亂反正和解放思想的突破口，并作出了恢復高考招生、編寫全國通用教材、增派出國留學人員等一系列重大舉措。正是因為小平同志著力抓教育、抓教材，才使得教育事業(yè)氣象一新，教材工作得以撥亂反正，并很快編輯出版了新的教材。小平同志對于中小學教材建設十分重視，不但有一系列重要論述，而且親自抓教材重建工作，形成了完整系統(tǒng)的教材建設思想。在紀念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，重溫小平同志關于中小學教材建設的論述，對于推進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工作，仍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。

　　“教材，這是個關鍵要緊的事情”

　　新中國成立以來，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中小學教材建設。新中國成立之初，黨中央和政務院決定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，專門為全國中小學生編寫出版教材，并由著名教育家、出版總署副署長葉圣陶擔任首任社長和總編輯。毛主席親自為人民教育出版社題寫社名。1953年，毛主席還責成有關部門從全國調(diào)集專家學者和知名教師，加強人教社教材編寫力量。

　　“文革”之后，百廢待興，百業(yè)待舉。鄧小平認為，社會主義現(xiàn)代化，關鍵是科技現(xiàn)代化�？萍家�上去，人才是關鍵。人才的培養(yǎng)，教育是基礎，基礎教育又是基礎的基礎。抓好基礎教育，提高教學質量，“關鍵是教材”。他說：“‘文化大革命’中，中國的教育受到了林彪、‘四人幫’的干擾，學生學習質量降低，教材水平大大降低，使我們的教育從小學到大學都受到相當大損失�，F(xiàn)在打倒了‘四人幫’，就有可能真正按照毛主席的道路走了。要提高教材質量，現(xiàn)在是認真研究的時候了。”“我們要在科學技術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，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，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學教育的質量，按照中小學生所能接受的程度，用先進的科學知識來充實中小學的教育內(nèi)容。”“編好教材是提高教學（質量）的關鍵。”“這是個關鍵要緊的事情。”

　　小平同志不僅從戰(zhàn)略高度認識教材的重大意義，而且親自抓撥亂反正時期的教材重建，積極推進各項工作的落實。他說：“現(xiàn)在比較急迫的問題是教材問題。”“看來，教材非從中小學抓起不可。”在他的有力推動下，1978年3月，國務院批轉教育部和出版局關于教材出版發(fā)行工作會議的報告，恢復了教材編審體制和出版發(fā)行辦法。在鄧小平關于教材建設思想指引下，我國中小學教材事業(yè)迅速步入正規(guī)化和科學化軌道，為撥亂反正、正本清源，提高教育質量、穩(wěn)定社會秩序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功勞。

　　“教育部要管教材，不能設想我們國家可以沒有統(tǒng)一的中學教材”

　　中小學教材統(tǒng)一，是新中國各項建設的新政之一，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優(yōu)勢。十年浩劫，教育是“重災區(qū)”，學校制度和教學秩序完全被打亂，教材則各自為政，編寫的“革命教材”五花八門，教學質量嚴重下滑。十年動亂后的第一套全國中小學統(tǒng)編教材，就是在小平同志親自領導下完成的。從調(diào)人員、找房子，到引進外國教材、親自看簡報、作指示、接見編寫人員。可以說，沒有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視、親自領導，“十年動亂”后的第一套全國中小學統(tǒng)編教材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(nèi)成功問世的。

　　統(tǒng)編中小學教材,是小平同志的一貫主張。早在1958年，他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教育工作時就指出：“教育部要管教材，不能設想我們國家可以沒有統(tǒng)一的中學教材。”1977年7、8月，小平同志幾次提出要編寫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，并要求1978年秋季新生入學時要用上新教材。他強調(diào)：“教材很重要，要統(tǒng)一教材。”在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動下，1977年9月國家召開了“全國中小學教材編寫工作會議”，確定編寫“文革”結束之后的第一套全國通用教科書，并從全國各地選調(diào)一大批專家學者和優(yōu)秀教師，以“全國中小學教材編寫工作會議”的名義，集中在北京全力以赴編寫通用教材。1978年9月，全國中小學如期開始使用新編通用教材，也即人教版第五套教材，學校教學秩序步入正軌，迅速改變了我國中小學教材短缺和混亂不堪的局面。

　　關于如何管理好教材，小平同志也有具體的意見。他說：“中小學教材可以組織各地去編，不一定要教育部自己關起門來搞。教材、教育制度，教育部要出主意、提方案，還要注意抓典型、總結先進經(jīng)驗，加以推廣。”“要像下連隊當兵一樣，下去當‘學生’，到班里聽聽課，了解情況，監(jiān)督計劃、政策等的執(zhí)行。”

　　“編好教材要有足夠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”

　　“文革”期間，編教材的全國性機構和人員都沒有了。“文革”后，加強教材機構和隊伍建設，既是解決教材散亂落后、提高教學質量的迫切需要，又是尊重教材建設規(guī)律、調(diào)動教材編寫人員積極性的客觀要求。1977年，小平同志說：“一定要在黨內(nèi)造成一種空氣：尊重知識，尊重人才。”針對當時中小學教材建設的專業(yè)隊伍散落四處的狀況，他果斷指出：“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課。要組織一個很強的班子編寫大中小學教材。”1978年2月10日，他在教育部黨組《關于請調(diào)教材編輯出版干部的報告》上批示：“編好教材是提高教學的關鍵，要有足夠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。”根據(jù)小平同志批示，教育部從全國各地抽調(diào)了200余人，以“全國中小學教材編寫工作會議”的名義，按中小學各個學科，分12個編寫組開始工作，并且按照其指示要求，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為這些教材編輯者找安身之地，先后住進了西苑飯店和環(huán)境更幽靜的香山飯店。